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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有一段描述，他说，京师妇女喜爱四季花样同框，从首饰、衣裳到鞋袜“皆备四时”
。
从头到脚穿戴四季花样，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四季，谁说寿世无长物呢？他们用审美延长了生命的质量。
人间有味是清欢
如果说宋人养生很文艺，到了明人养生，便开始“知行合一”
了。
当人性的内在被发掘出人欲之灵时，承载性灵的肉体得到了尊重和重视，尊体养生的生活意识便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美学提升。
高濂还总结了一套美学养生法，并为此著书立说，书名《遵生八笺》。
其中“四时调摄笺”
，恐怕是养生哲学中最接地气的一段。
春天去苏堤看雨，看桃花零落；端午日喝菖蒲酒，将生长在小溪里的菖蒲打成粉，或切成段，泡酒喝，端起酒杯，诗意便会津津舌尖上，“菖华泛酒尧樽绿”
，一杯美妙入喉，如树下饮长夏，比用“天理”
调理“人欲”
更令人安慰。
五脏六腑遵循四季的安排，顺时调摄，信仰月令，在二十四节气的芬芳舒缓中，为养生立宪。
摆脱禁欲的道学权威，一切自然的欲望都被允许，才是最愉快的养生疗法。
养生尊体，养成君子玉树临风，才是天理。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人几乎一边倒地宠爱自然。
首先以自然为师，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的经验。
其次，以自然为主要审美对象，借自然之物言志抒情，从自然中获得无限的审美快乐。
公元十世纪，荆浩从体制内出走，走进太行山。
从他走出体制的那一刻起，他便不再仅仅是“意义动物”
的人，而是面对完全没有意义压力的大自然、自己给自己定义的独立个体，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给自己的定义一样，我是我自己的国王。
过去的意义不复存在，那就创造出新的意义。
于是，他开始创作水墨山水画，以一个孤独的个体独自面对自我与自然，他获得了一切都要原创的创世体验。
计成，生活于明朝万历年间。
他先是一位山水画家，师法荆浩，在《园冶》自序里，他反复念叨，想脱离体制，获得一个自由自在之身，然后为自己和父母设计一座园林终老。
从绘画到园林，计成从平面山水走向立体山水。
当然，他设计了不少有名的山水园林化的艺术空间。
浮世名利是缰索，为人情所常厌；烟霞仙圣，则为人情所常愿却又不能常见。
怎么办？于是有了山水画，人们便可“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了。
这句话出自北宋皇家画院院长郭熙的《林泉高致》。
这是宋人的时尚，到了明代，大凡有林泉之志的君子们，不仅要居“堂筵”
可望可赏山水，还要可游可居。
要与真山水同在，还要徜徉其间。
明中叶以后，文人们开始流行造园，他们把大山飞瀑请回家，不用远足，移步庭院，便可坐穷泉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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