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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
[81]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既是士林领袖又是诗坛泰斗,有当代李、杜之称,但钱柳唱和之作,柳有时技高一筹,反而“非复牧斋所能企及”
。
[82]《神释堂诗话》评河东君诗文有言:“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翦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辄有雷电砰?,刀剑撞击之势,亦鬟笄之异致矣。
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
[83]寅恪先生认为此评甚为允当。
河东君诗文中用典偶有不合之处,寅恪先生亦为之回护,说“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用,不必过于拘执也”
[84]。
至于当时所传河东君诗文系倩人代作,王胜时《辋川诗钞》并载有《虞山柳枝词》:“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
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
还特地注明代笔人是钱岱勋,[85]言之凿凿,名姓俱在。
但寅恪先生通过解析释证钱柳诗文可以彻底推翻这种妄说。
他写道:“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
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
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
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86]《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作“谁家乐府唱无愁”
一首,以及金明池《咏寒柳》,寅恪先生推为明末最佳之诗词,提出这些作品即当日胜流亦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
或“钱青雨”
竟能为之乎?他说“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辩。
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
[87]
为进一步替河东君辩诬,寅恪先生极深细地分析了河东君学问的蜕变过程。
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第二十八通,有“药炉禅榻”
一语,寅恪先生考出系出自苏东坡《朝云诗》,而不赞成“药炉”
是“药铛”
之误的说法,认为:“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
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
[88]他解释说:“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
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
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
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
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
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料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
[89]寅恪先生所说几社胜流的诗文有其偏狭的一面,是指陈子龙一干人鄙薄宋诗,而河东君则无此病,不仅后来的钱柳唱和之作,即《戊寅草》和《湖上草》两编,亦有区别,从中可以见出河东君诗风的转变和诗学的进益。
河东君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和引为知己,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以及诗学造诣的深浅,同时还由于她果敢有为、洞识大体、具有政治抱负。
钱牧斋崇祯《壬午除夕》诗说的“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
,及《后秋兴》八首之四所云“闺阁心悬海宇棋。
每于方罫系欢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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