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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
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
是说也，余窃疑之。
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
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
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覩青天。
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
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18]
由对梁任公的一驳一辩，我们可以看出，寅恪先生提出的对立说之古人要有“了解之同情”
是何等重要。
其实不只对古人，凡涉及己身以外的其他文字作者，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在寅恪先生看来，以今例古固然不对，以己例人同样不足取。
“释证”
“补正”
“参证”
：阐释的多元途径
陈寅恪阐释学的又一特点，是对材料的阐释采取多种方法和多种途径，一句话，属于多元阐释。
1934年，他在为王国维《遗书》撰写的序言里，用“释证”
“补正”
“参证”
三目，来概括王国维著述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这就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9]。
此三目也是寅恪先生说诗治史经常使用的方法，成为陈氏阐释学基本内涵构成的重要部件。
我们看《全明馆丛稿初编》《全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所载诸文，以及《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专著，“释证”
“补正”
“参证”
字样随处可见。
《柳如是别传》的最初命名就是《钱柳因缘诗释证稿》，而单篇论著之行文过程，也动辄直标“与旧史及他书之文互相释证”
“取旧史及他书以为参证”
[20]“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
[21]等等，无须更多列举，可以说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使用的都是此种方法，组成“释证”
“补正”
“参证”
的和声大曲，特以阐释的多元途径概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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