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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之外，王国维也是最早对中西方哲学思想作比较研究的现代学人之一。
1904至1906年，他先后发表《论性》《释理》《原命》三篇论文，就是结合西方哲学思想分梳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有创见之作。
由于他把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叔本华哲学）作为参照，出发点是“纯粹哲学”
，因而对孔子学说的哲学意义有所保留，认为“孔子教人以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
，[23]倒是老子、墨子涉及了本体论的问题，有追求万物本原的意向。
以此之故，他对晚出但同属儒家系统的《周易大传》《中庸》两部著作格外重视，提出“儒家之有哲学，自《易》之系辞、说卦二传及《中庸》始”
[24]的观点。
因为《中庸》凸显了“诚”
的概念，里面有“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的话，王国维认为已经接触到了根本宇宙观念问题。
对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理”
，王国维持的是分析的态度。
他说：
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
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
[25]
又说：
周子之言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
[26]
这是从纯哲学的角度给宋明理学以高度评价。
朱熹《语类》有载：“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
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予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
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然。”
王国维在引用了朱熹上述论断之后写道：“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葛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于是理之概念，自物理学上之意义出，至宋以后而遂得形而上学之意义。”
[27]王国维对宋儒求理于事物之外的做法，并没有表示认同，相反，他更倾向于戴震的理存于事物之中的说法。
可是他对朱熹立论的形上意义却不轻忽，说明采取的是现代的具有思辨意味的学术方法。
他引据叔本华哲学的充足理由律，指出“天下之物绝无无理由而存在者。
其存在也，必有所以存在之故，此即充足理由也”
[28]。
在阐释“理”
“性”
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总是既援引西哲之论，又结合中国固有观念，来加以解说，这是王氏一生为学的基本方法。
《释理》一文的篇章结构也很值得注意。
第一部分为“理字之语源”
，第二是“理之广义的解释”
，第三是“理之狭义的解释”
，第四是“理之客观的假定”
，第五是“理之主观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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