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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挽词序》的过人之处，是指出以纲纪之说为表征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
，也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Idea）。
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它是传统士人伦理上的人生规范。
翻览史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况，触目皆是。
魏晋时期、宋元市井、明清之际，亦不乏反对纲纪之说的束缚、主张以情抗礼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但整体上，迄于晚清“三纲六纪”
的基本文化价值和文化秩序一直得以维持。
即使是持无父无君之论的佛教传入中土，也没有动摇这一秩序。
原因是“借之以为寄命”
的社会经济制度未变。
晚清以降的剧烈变动（陈寅老称“钜劫奇变”
），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是文化思想的变迁。
简言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此崩塌了。
因此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
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
但失落与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
由痛苦而新生，为更多的知识人士所选择。
即使未趋步入于新潮，也不必即死。
《挽词》“海日尚书互倡酬”
的“海日尚书”
，即沈曾植——王国维最服膺的清末大儒，曾出任宣统复辟时学部大臣，对共和共产自不认同，但晚年逍遥海上，平安而终。
同为溥仪老师的罗振玉、柯劭忞虽有殉主之约（《挽词》“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但并未践履，没有因1924年皇帝被赶出宫而自裁。
然则王国维究竟缘何而死？《挽词序》在强调纲纪之说的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时，举出两个例证：“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读者很容易认为不过是寻常举证，意在说明纲纪的理想远高于现实而已。
其实独创阐释前人著述须“古典”
“今典”
并重的寅恪先生，论静安之死这样的大题目，岂有虚设例证之理。
李煜自是古典，但今典指谁？我以为指溥仪。
刚愎无能的溥仪正好与孱弱得“以泪洗面”
的李煜为比。
然而按纲纪之说，即使是溥仪、李煜这样不中用的“君”
，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使汉室得到“中兴”
的光武帝刘秀。
很不幸，静安先生对他的“学生”
宣统皇帝，就抱有这样的幻想。
《挽词》叙述王国维入值南斋，像其海宁同乡、康熙朝掌尚书房的查初白一样勤勉敬谨（《挽词》“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而《挽词》“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不是讲王国维希望溥仪成为“中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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