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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有以下五端，可以见出《别传》写作之难。
一为“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
[6]。
二是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的文字甚众，约可为分具同情和怀恶意两大类，前者有隐讳，后者多诬枉，必须发隐辩诬始可得其真相。
[7]三是“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
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
[8]。
四是书中人物为东南胜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政治态度纷纭，如陈子龙殉明死节，钱牧斋降清后又进行复明活动，人际间颇多恩恩怨怨，不排除“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
[9]之可能。
五是“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
[10]，即使牧斋的诗文，在南都倾覆之后亦“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
[11]。
有此五端，则《别传》之写作可谓难上加难矣。
所以寅恪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感慨良多，往往因文生情，一再致意，特别是卷前和穿插于书中的题诗都是寄慨之作。
卷前诗九题十一首，前面有一段话写道：“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
[12]第四首的诗题是“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
[13]。
第六首的诗题更为具体：“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
[14]试想，《别传》如系寻常遣兴消时之作，何必如此感慨至深、急切不已？第三章剖解柳如是所作之《男洛神赋》时寅恪先生提出：“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
当时后世，竟以佻达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至极矣。”
[15]同样，“当时后世”
如有人视《柳如是别传》为等闲随意消遣之作，必难逃寅恪先生预设的肤浅之讥。
寅恪先生自述《别传》之撰写缘由，一为三十年代旅居昆明之时，偶然从卖书人手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自此遂重读钱集，产生笺释之意，以此来“温旧梦，寄遐思”
[16]；二是钱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先生的研治领域与之“有约略相似之处”
，想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自验所学之深浅”
[17]；三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
，因而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四是鉴于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
[19]，欲为之洗冤辩诬；五是“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
[20]。
应该说，此五项因由已足可引发史家立志撰著的兴趣了。
问题是第一项因由，三十年代得之于昆明的常熟钱氏故园的那棵红豆，应更有说。
且看作者的叙述：“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
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
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
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
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
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
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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