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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义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篇同发一慨，章氏尝谓：
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4]
寅老所陈述之阐释态度，亦即章氏“论古必恕”
的态度，妙在章氏不以“宽容”
一词与“恕”
相混淆，而以“为古人设身而处地”
给以说明，此与寅恪先生同曲同工矣。
不同的是，寅老给出的总括概念为“了解之同情”
，故引来“对待艺术品般的欣赏态度”
一语，使得“恕”
“同情”
“设身处地”
，均得入径之着落。
只有秉持这样一种态度，才有条件批评古人学说的是非得失，而与任何一种超越时代环境和作者条件的苛求前贤的作风划清界限。
但陈寅恪先生接着便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5]这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以今例古”
，实即将古人的思想现代化，故以“恶习”
称之，然而这又是时人最易犯的毛病。
其结果是：“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6]对冯友兰所著之《中国哲学史》，他所以郑重予以推荐，原因之一就是冯著划开了古今的界限，没有把古人现代化，对古人的立说大体采取了“了解之同情”
的态度。
他希望通过出版冯著，能够矫正当时学界的令人“长叹息”
的“附会之恶习”
，特别彼时的墨子研究，此种风气显现得尤为突出。
可以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
，是阐释学的一绝大判断，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今之学人对古人著述所应采取的态度，此说在他的阐释学的结构中起精神柱石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对待古代著作和古人著述立说的这种态度，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
《元白诗笺证稿》对元稹的评价是其显例。
由于元稹一生数娶，对青年时期的恋爱对象“崔莺莺”
始乱终弃，自己非但不愧疚，反而写成《传奇》，以所谓“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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