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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二 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
“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5]这是陈寅恪在深入研究几千年中西文化交通之历史之后，得出的不容移易的结论。
外来之学说，只有与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用。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其显例。
佛教一变而为禅宗，二变而实现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经由本土儒学、道教的思想、佛教之禅宗三者化合而成为理学。
宋之濂、洛、关、闽诸大儒，秉持的已不是先秦、两汉之儒学，而是有佛、道参与其间的新的儒学。
寅老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
，即本此一义谛。
而玄奘唯识之学的后不为继，其主因就是没有“经过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
因此寅恪先生颇怀疑输入北美的思想或者东欧的思想，如果与“本来民族之地位”
相游离，而不“经过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即使是“忠实”
地输入，也未必获致预期的效果。
他甚至将此种情形与玄奘唯识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处境加以比较，从而对其终局做出并不乐观的估量。
1961年8月30日吴宓赴广州探望陈寅恪，两位老友相见甚欢。
据当天吴宓日记的记载，陈寅恪明确表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应“一边倒”
。
他说：“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
[6]则又与三十年前《审查报告》之所言如出一辙。
寅老立此一义谛，如今距《审查报告》已过去七十余年，距陈吴之会也有四十五年之遥，证验与否，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
三 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
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文化学者。
种族与文化问题，是他向来所关注的学术大课题。
1940年撰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1942年撰写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于此一义谛发挥最为详尽。
隋唐直承魏晋南北朝，寅恪先生认为其制度之渊源有三：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和周。
而北魏、北齐一源，直接涉及胡化和汉化问题。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拓跋宏锐意改革，语言、服饰、典制，一例以汉化为尚，虽遭鲜卑旧部反对，亦无退缩。
其中尤以将首都自平城迁往洛阳一举，最为关键。
此一过程，种族之矛盾固有，文化之冲突更为激烈。
曾参与孝文律令改革的源怀，本来是鲜卑秃发人，但当其孙源师以看见龙星为理由，请为祭祀，当时的宠臣高阿那肱却斥责他说：“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
对此一事件，《通鉴胡注》写道：“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污诟之。
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
寅恪先生详引上述史料，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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