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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自己辩护，其为人巧宦热中，无以复加。
如果不了解唐代贞元以后的社会风俗，以“今”
例“古”
，或以“后”
例“前”
，对绝代才华之微之除了诟病已无所取长矣。
但由于寅恪先生对唐代仕宦制度和社会风俗文化有独到的研究，为他衡人品文提供了可以取信的历史依据。
盖唐代自高宗和武则天以后，世风实起一极大变化，即“此种社会阶级重辞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
，乃至进士科亦为“浮薄**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
[7]。
所以唐代娼伎文学发达，显宦高官以及文人学士概莫能外，倘不拥伎自炫，便无社会地位，即以道学自命的韩愈亦在所不免。
故杜牧的《感怀诗》有句：“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
[8]这种情况，不明唐代风俗者，无法与言。
寅恪先生在大量引证有关唐代社会风俗的史料之后写道：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此类例证甚众，且为治史者所习知，故兹不具论。
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
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其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
[9]
这样来看待元稹，即不以道德好恶代替历史分析，才有可能做到对古人的“真了解”
。
虽然，寅恪先生并没有扮演元稹辩护士的角色，他对其婚、宦的取径亦曾深责痛诋，于《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论“艳诗及悼亡诗”
之时，有如下的批评：“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
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10]只不过是其社会风气所致也，故友朋及社会舆论视之平常而又正常，并不以此为非者。
当然亦不影响对其文笔才华之评价，所以寅恪先生又写道：“微之绝世之才士也。
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
[11]则士人之文采风流，微之尽占也夫。
然回到陈氏阐释学，此历史的批评与道德的批评互不为掩而双重取义，正所谓对古人的“同情”
而又“了解”
者也。
《柳如是别传》对钱牧斋的评说也颇能说明问题。
稍具明清史常识的人无不知晓钱氏的始附东林，后结马（士英）、阮（大钺），明朝南都倾覆时又率尔降清，名节有亏，殊不足取，以至于士林史乘有“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
的恶评。
陈寅恪先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主张对钱牧斋的行事尚须作环境和自身性格的具体分析，即使成为“一生污点”
的降清一事，也需看到“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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