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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
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
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
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26]例如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有“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句，应与《玉台新咏》“歌词”
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
，及李义山“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
有关，也与牧斋《次韵答柳如是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
有关，又与牧斋《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之三“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
，以及钱氏《永遇乐》词有关等等。
只有“循次披寻，得其脉络”
，才能对钱柳因缘诗“真尽通解”
。
特别明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不少都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关联，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一定困难。
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是一显例。
所以寅恪先生说：“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
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27]《柳如是别传》既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阐释范例。
七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最大著述
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
，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实。
当然寅老不会同意易名，他宁可叫作《别传》，也不愿意修一部类乎所谓“正史”
的史著。
论者多有为陈寅老未能写出一部通史而遗憾者。
可是这部七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我敢说它的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虽然通史之作和断代史之作，在书写体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价值却可以得到同样的彰显。
《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
《别传》也是陈寅恪一生学问的结晶，此有第一章“缘起”
所说，著书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
可证。
虽然，《别传》的资料排比和诠释方法与已往著述一脉相承，但所涉内容的复杂以及历史场景的范围，前此任何一部陈著都不能与之并观。
《别传》同时也是著者寄托遥深之书，这有“缘起”
章自述撰著目的时所说之“温旧梦，寄遐思”
为证。
至于《柳如是别传》的卷首和书写行进之中，何以插入众多著者的诗作，只要知道《别传》不是寻常的史学著作，而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一种史著新体例，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关于此点，拙稿《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对之析论甚详，读者便中不妨参看。
而最早研究陈寅恪史学的余英时先生，不久前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
的“书成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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