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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说法，说王国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
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书，认为是罗振玉造的谣，其实是误会王国维也误会罗振玉了。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
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
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
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长期抛离了文学。
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可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
这也不是对文学的偏见，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探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慢饮”
，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
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空缺了。
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京都以后烧过书，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学问道路上，发生的新学和旧学的矛盾。
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
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这是王国维的又一重矛盾。
八 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
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
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世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没有太大影响。
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漩涡里面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签了条约，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
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
我们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会知道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很好。
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的大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断了。
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之博士，胡适也称他为“皇上”
。
这样的悠闲时间不短，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突然把他赶出宫。
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
。
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
。
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他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
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
。
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极为痛苦，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不满。
而且在宫中遇到诸多的人事纠葛，以致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
此时，王国维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便产生了矛盾。
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
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重矛盾——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他后来自杀，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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