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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诚在《金石录后序》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
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49]赵说已开实物证史之先河矣。
至清中叶，钱晓徵等史家的许多金石题跋，用历史遗物来证史，成为比较常见的方法了。
因此王氏的“二重证据法”
，自有其渊源，只是他运用得比任何前贤都更加自觉，且有理念上的提升。
换句话说，王国维古史研究的成绩确得力于他的具有实证意味的方法论。
同时，这种方法也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使得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在其始建期就呈现出各学科交错影响的现象。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所总结的王国维为学的特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固不是王氏一人的特点，而是当时学术中坚力量的共同特点，也即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最基本的观念和方法。
所以陈寅恪肯定地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5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氏为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在现代学术史上实具有轨则和典范的意义。
四
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内涵，尤其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
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他写道：“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54]而要实现学术独立，必须做到以学术本身为目的，而不以学术作为达致某种目的之一种手段。
但中国历来的传统，都是视学术为政治的附属物，学者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特别是清中叶以来兴起的今文学派，毫不掩饰问学的现时政治目的。
王国维对此颇致不满，认为即使是影响巨大的严复的翻译，亦不能完全脱此窠臼。
而当时通过日本对法国十八世纪自然主义的介绍，则不过是“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55]。
对康有为、谭嗣同等变法维新派人物，静安先生也颇有微词。
他说：
其有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上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谭嗣同）之《仁学》。
□（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
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
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
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
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
然□（康）氏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
□（谭）氏之说，则出于上海教会中所译之治心免病法。
其形而上学之以太说，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也。
人之读此书者，其兴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见。
□（谭）氏此书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固与南海氏同也。
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
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
[56]
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通过对我国传统哲学和古典文学的特性的分析，得出了我国没有“纯粹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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