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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他如何看待晚清新学之“新”
。
对龚自珍、魏源今文学之“新”
，王国维采取理解同情的态度，认为是“时势使之然”
，但具体评价则不无轩轾：“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两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
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
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43]这段话中，“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
一语，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应视作含蓄而正式的一种批评。
至认为“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
，则措辞更为严厉了。
但对龚（自珍）、魏（源）之学，静安先生亦未全然抹杀，指出其学术创获也有清初学术和乾嘉学术所不能范围者，而且其弊端不必尽归学者本人，“亦时势使之然也”
。
然则晚清之新学果如王国维所说，并没有承继清初及乾嘉的学术传统，那么这一传统又由谁承继了呢？王氏提到的第一个人是沈曾植沈乙庵先生。
理由是他认为沈氏一生为学，既通晓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又广涉道咸以降的边疆史地之学，而且“一秉先正成法，无咸逾越”
。
为此他申论说：“其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
至于纵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44]就是说，王国维认为沈曾植的为学方法实体现了治中国学问的通则。
所以他说：“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
而沈乙庵则用此种方法“治一切诸学”
[45]。
此种“为学之成法”
无他，就是视学问为独立物，而又探其原委，务求有益于世道人心；亦即“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
，忧世深而择术精。
这种治学方法，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表面上看，沈氏之学极古奥不时，但学心却不失现代性。
静安先生之学绝似沈氏，陈寅恪先生更继而光大之。
正是在这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提出了学术、学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攸关与共的绝大课题。
他说：
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
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甚。
[46]
兹可知静安先生对中国学术之寄望也大矣，其对中国学人的命运之关切也深矣。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最具典范意义的学人，其学术思想之“忧世之深”
以及其为学的“择术之慎”
，亦可谓至矣。
古圣孔子岂不云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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