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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阐释方法，虽曰“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
，初看似不难掌握，但究其实却并非易事。
所难者，在“旁采”
的两目，就是“史实”
与“人情”
。
“史实”
易明，试想如果不引证《齐民要术》的“种枣”
条，说服力显然会有所减弱。
而太平天国领袖们使用的轿子为湘军将领所获，南京的冬苋紫菜原系湘人所种，北京西郊圆明园的水菜竟是外国联军所植等等，这些“史实”
都是作者所“目睹者”
，一起拿来作为“参证”
，立论便不容易被置疑了。
但何谓“人情”
？考据学是需要汰除情感因素的干扰的，谨严如寅恪先生难道不在意此一学术纪律？寅恪先生说：“盖昌国君（乐毅攻入齐之临淄后，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遂为昌国君——笔者注）意谓前日之鼎，由齐而反乎燕，后日之植，由燕而移于齐。
故鼎新植一往一返之间，而家国之兴亡胜败，其变幻有如是之甚者。
并列前后异同之迹象，所以光昭先王之伟烈。
而己身之与有勋劳，亦因以附见焉。
此二句情深而词美，最易感人。”
[29]呵呵！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人情”
，原来是历史叙述中的当事者的“人情”
之常，亦即乐毅向燕王报告：“故鼎反乎磨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正是以“前后异同之迹象”
，颂先王之伟功及自己的勋劳，此即用来“参证”
解释文句的“人情”
是也。
说到以“史实”
与“人情”
作参证，笔者想到了陈著中另外一个例证。
《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释证元稹“艳诗及悼亡诗”
，发现元、白二人对《法句经》和《心王头陀经》颇感兴趣，比如白居易和元稹《梦游春》诗的结句为：“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
且自注云：“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白氏自己的诗里也有句：“心付《头陀经》。”
陈寅恪先生针对此点写道：
寅恪少读乐天此诗，遍检佛藏，不见所谓《心王头陀经》者，颇以为恨。
近岁始见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贰肆柒肆，《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五阴山室寺惠辨禅师注残本（大正续藏贰捌捌陆号）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
至于《法句经》，亦非吾国古来相传旧译之本，乃别是一书，即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贰仟贰壹《佛说法句经》（又中村不折藏敦煌写本，大正续藏贰玖零壹号），及巴黎国民图书馆藏伯希和号贰叁二伍《法句经疏》（大正续藏贰玖零贰号），此书亦是浅俗伪造之经。
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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