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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不赞成陈子龙的弟子王胜时“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
，厚诬钱氏寓复明之旨的《列朝诗集小传》之苦心孤诣，因此批评说：“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衍，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
[13]而对于钱牧斋和柳如是夫妇当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之际，所谓“日逢马阮意游宴”
一节，寅恪先生说自然是极可鄙之事，但亦认为可增加一层分析，即不排除钱牧斋和阮大钺都是文学天才，两人也有“气类相近”
的一面；而柳如是与阮大钺皆能度曲，就中或不无“赏音知己之意”
[14]，不必只以“谦益觊相位”
的潜在未显之目的来加评。
这些话，非寅老谁能说出。
人物是立体的，历史的动因是多重的，正不必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不仅钱牧斋的降清“纡污有因”
，就是清初的许多志在复明之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去应乡试，对此一现象也应明察其时代环境的因素，而后再作批评。
寅恪先生考释牧斋晚年从事复明活动，与当时许多同此胸怀之士有往还，故明大宗伯松江陆文定的曾孙陆子玄就是其中一个。
但这位志在复明之士，却在顺治丁酉（公历1657年）应乡试，因涉及“权要贿赂”
的科场案，被发往辽左。
寅恪先生针对陆子玄一案，论之曰：“故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试？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
前论李素臣事，谓其与侯朝宗之应举，皆出于不得已。
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
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
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
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
[15]这些地方都体现出寅恪先生对待古人的“了解之同情”
的诠释态度。
梁启超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前夕，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曾聘请其主讲于长沙时务学堂，后又与寅恪先生共同任导师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可以说与寅恪先生有三代之谊。
尽管如此，当梁启超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以自己的思想经历来解释古人的志尚行动，寅恪先生仍直率地给予批评。
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通过详细探究陶渊明的家世和姻族联系及宗教信仰，确认沈约《宋书》本传所说的渊明的政治主张是，“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最为可信[16]，认为这与嵇康是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政权正复相同。
接着他把笔锋一转写道：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
。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17]
“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
，就是以今例古，很容易将古人的思想现代化，从而曲解古人，这与寅恪先生的阐释学原理格格不入，即使面对有通世之谊的梁任公，也不能不辩驳清楚。
但另一方面，如有人离开时代条件苛求新会其人，寅恪先生也当仁不让，立即起而为之辩诬。
1945年，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写有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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