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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寅恪先生认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当日之时事”
即“今典”
在，指的是周、陈交好之后，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顼得以还国，陈宣王提出羁旅关中的庾信、王褒等“亦当有南枝之思”
，而“子山既在关中，位望通显，朝贵复多所交亲，此类使臣语录，其关切己身者，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
[60]，所以赋中“犹是故时将军”
固然包含子山自己曾是故左卫将军的“今典”
，“布衣”
“王子”
云云，也是对宣帝“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
的回应。
这样，庾赋不仅表现己身的乡关之思，而且流露出归心之疾了。
陈先生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
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64]例如河东君次韵奉答钱牧斋《冬日泛舟有赠》诗中，有“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的句子，其实此二句诗与《玉台新咏》“歌词”
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
以及“平头奴子擎履箱”
、“恨不嫁与东家王”
等句相关联；也与李商隐诗《代（卢家堂内）应》“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
有关；又与钱牧斋次韵答柳如是过访半野堂赠诗里面的诗句“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
相关；还与牧斋《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之三“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
[65]，以及钱氏《移居诗集》之《永遇乐》词“八月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韵”
有关[66]。
今典故实如此丰富繁复，如果对钱柳当时当地的身份处境和前后情感经过的曲折少有了解，绝难获致通解。
特别是当明之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许多都与反清复明的主题有关，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的困难尤大，即使是影响后学的《钱注杜诗》，寅恪先生也认为：
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
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67]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平生最大著述，既是以诗文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作品中的古典今典的典范。
所以如是者，盖由于寅恪先生坚信古人的撰著都是有所为而发，因而作品中“必更有实事实语，可资印证者在，惜后人不能尽知耳”
[68]。
此实又涉及他对古人作品的一种特殊的理解，他曾说：“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
[69]所以，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工作，在陈寅恪先生的阐释学中，宜占有核心之位置，可以看作是他学术建构的重要观念和重大学术创获。
陈寅恪先生是历史学家，他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各式各样的人物与思想学说。
然则历史人物的行动依据到底是什么？都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因素促使历史人物做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选择。
在此一问题上，寅恪先生特别重视人物的家世与信仰的影响作用。
当然还有地域环境的因素，寅恪先生也很重视。
不独专门探讨隋唐制度之文化渊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直接涉及此一问题，《金明馆丛稿初编》里面的许多篇章，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崔浩与寇谦之》《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也都有关于此一问题的集中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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