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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种形态。
此外还有第二种形态，也和支愍度其人有关，这就是寅老极为重视的“合本子注”
。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典翻译名家辈出，往往同一经文有多种译本问世，译文歧出的现象多有发生。
因此汇聚各家不同译文的“合本”
应运而生。
这类书的刊行，经文一般用大字，各本的异文以小字列入夹注之中，故有“母本”
、“子注”
之称。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载：“《合维摩诘经》五卷，合支谦、竺法护、竺法兰所出《维摩》三本合为一部；《合首楞严经》八卷，合支谶、支谦、竺法护、竺法兰所出《首楞严》四本，合为一部。”
[50]此二种合本，均为支愍度所集。
故寅恪先生以“合本之学者”
称许支愍度其人。
至于此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陈寅恪先生写道：“‘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
‘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
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
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馀也。
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
当日此二种似同而实异之方法及学派，支愍度俱足以代表之。”
[51]以此我们知道，寅恪先生撰此《支愍度学说考》一文的目的，实在于发掘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融通儒释之理论”
的早期形态的存在及其意义，所以他说支愍度其人“于吾国中古思想史关系颇巨”
。
而作为陈寅恪先生阐释学的比较阐释的方法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得到证实。
要之在比较语言学的观念与方法的界定上，必须是属于同一语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方能互相比较，否则便有可能导致“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
。
至于在三十年代已经流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寅恪先生认为，也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例如白居易在中国以及在日本的影响，或者佛教故事在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与流变等，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亦即比较文学的主题研究和影响研究）。
如果反其是，“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
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54]。
可见寅恪先生对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释证材料和作为学科的比较语言学及比较文学研究，在认识上是严加区别的，这反映出陈氏阐释学比较阐释方法的严谨性。
把心理分析的方法引入阐释学更是陈寅恪先生的发明。
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一书，由于作者旨在借为河东君等人物立传，来修明清文化之史，因而在材料的释证过程经常深入到人物的心理层面。
明清易代所引发的知识人士的家国情怀及其在心理上的反应，是《别传》揭橥的重点。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天，钱谦益以“匹嫡之礼”
与河东君在茸城舟中结缡，这在牧斋是平生最欢娱之事，前后有许多诗作记录其情其事，而河东君也多有唱和之作。
但柳氏对牧斋最重要的《合欢诗》和《催妆词》共八首，却眇无回应，就中原因何在？寅恪先生分析说，也许由于河东君平生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
，倘不能胜人，宁可无作，所谓藏拙也。
但如此解释似不能完全得其真相，故寅恪先生进而分析道：
盖柳如是的最爱是陈子龙，弃陈就钱实出于不得已，故与钱结合后柳如是有过一段情绪极低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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