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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族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
[7]
此义经论述北魏洛阳新都的建筑风格，及东魏邺都南城和隋代的大兴（即唐之长安）所受之文化影响，然后寅老复申前此关于种族与文化的义谛：“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
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8]而随后在证论高隆之对营建邺都所起的作用时，又续为申说；“观于主持营构者高隆之一传，即知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著，不待详论也。”
[9]
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开篇就援引朱子的言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据此则提出：“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
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
[10]而在论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时，寅恪先生旋又以种族与文化的观点来诠释相关的人物，指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11]。
他颇怀疑神州东北一隅的河朔地区是“一混杂之胡化区域”
，里面汉化之胡人和胡化之汉人，同时并存。
所以必袥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始得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
。
直到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寅恪先生还念念不忘他探究隋唐制度渊源得出的这一关乎种族与文化的结论。
因探寻钱牧斋陷入黄毓琪逆案而得免其死的因由，涉及辽东佟氏一族之家世及所受满汉文化的熏习影响，他重提旧案，再一次申论前说，认为在种族与文化的问题上，文化比种族要重要得多，并且对已往的研究作了一番梳理回顾：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
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
之义。
论唐代帝系虽源出于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勇武，文化不深之一支。
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
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
[12]
由此可见陈寅恪的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具有前后相通的一贯性，是深研中古史事的积年所得，而非披寻感发的偶然之见。
他阐发的此一义谛，其要义是在于强调不同民族的同化与共存，主张文化可以超越种族，这在今天仍不失积极之义涵。
四 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
明乎此，我们方有可能对他的立身行事表一种了解之同情。
谁能够设想，一位大学问家由于未能看到一场昆剧演出就会大发雷霆呢？然而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在陈寅恪身上。
那是1962年，由俞振飞、言慧珠领班的上海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回程过广州加演四场，其中一场是专为政要和名流献艺。
有陈寅恪的票，但当他拿到时，演出时间已过去好几天。
他愤怒了。
没有人描述过发怒的具体情形，但这个故事或者说事件，下至中山大学的教授和校方管理者，上至粤省最高领导，无不知悉，以至于后来国家动乱期间还有人以此构陷陈寅恪。
在物质和精神同陷贫瘠的六十年代初，能够有意外的机缘观赏昆剧名伶的演出，对一般的知识人士而言，也不啻幸运之星的降临，何况一生苦嗜京昆的寅恪先生，为不该丧失而丧失的机缘而懊恼，自是情理之常。
但懊恼和大发雷霆是不同的两回事。
不仅仅是对待学者的态度引起的反应，还有寅恪的世家子弟的身份赋予他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尊严的维护。
陈寅恪出身于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郭嵩焘、王文韶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
而他的尊人陈三立，是同光诗坛的巨擘，襄助乃父推行湘省新政的翩翩佳公子。
诚如吴宓所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
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噪，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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