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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
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是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儿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
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稹的时候，有专门论述。
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王国维显然是那种“贤者拙者”
。
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非常痛苦，痛苦得当时就想自杀。
这在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叫不忘“故国旧君”
，是文化知识人士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种节操。
十 个体生命的矛盾
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
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
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
死了就死了。
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所难免。
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
我说“了不起”
，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
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
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自觉选择。
但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很复杂，讲起来需要很多笔墨。
我把王国维最后的自我选择，称作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矛盾。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死，说他走得很从容。
其实，王国维才真正是走得很从容呢。
在1927年6月2日，早八点，王国维从自己家中出来，到国学研究院教授室写好遗嘱，藏在衣袋里。
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位事务员谈了好一会话，并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
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去颐和园。
十时到十一时之间，购票入园。
走到排云殿西侧的鱼藻轩，跳入水中而死。
这个过程，可以知道他是自觉地理性选择。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逼宫，罗振玉、柯劭忞与王国维有同死之约，结果没有实行。
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越甲未应公独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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