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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驳难学术的中西之争和有用无用的同时，对新旧古今之辨也有极透辟的说明。
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即科学、史学和文学。
他认为三者之间互相有待，不必自设畛域，是丹非素。
斤斤于古今新旧的畛域难通，是学者的自蔽，大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况且学术上的新与旧、今与古，彼此之间总会有联结贯穿的思想脉络，今由古时来，新自旧中生，主要看是否合乎科学，接近真理。
1961年，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诗人吴宓，赴广州中山大学探望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长时间交谈后得一结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
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12]此一结论代表着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真精神。
而吴、陈两位，就是王国维遗嘱托为处理书籍实即文化所托命之人。
王国维写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13]说得激切而不留余地，可见其体认之深。
但这个问题当时后世是否已获致解决？应该说还没有。
几十年后提出的“厚今薄古”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毋庸说也是因应此一问题的一种对策罢。
单是在学理的认知上就蒙上这许多疑案，而且左扯右挦，不得廓清，宜乎中国现代学者难于以学术为宗基求立命安身也。
2013年8月8日竣稿
[1]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206页。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8—9页。
[6]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8—9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165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206页。
[9]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10]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元精舍诗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55页。
[11]陈寅恪：《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页。
[12]《吴宓日记》续编第V册，1961年8月30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0页。
[13]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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