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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显示出其为我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王国维、陈寅恪有几近相同的论述，前面已经谈到。
王国维并进而写道：“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
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
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
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
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
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
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
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
[39]这是我所看到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宋代学术的最全面的评价。
因此当他提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
就可以理解了。
特别是晚清之际足称发达的金石学，其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宋朝。
王国维说：“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
又说：“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
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
[40]王国维特别强调宋代金石学和书画学的鉴赏兴味与研究的兴味，举苏东坡、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以为例，说明此种情形得力于宋代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
，因此“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
[41]，从而形成一代之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
盖金石之学发端于宋，近世之复兴与重振不应忘其源流，而在艺术与学术的精神与兴味方面，后世反而有不逮前贤之处。
王氏此论，正是既明其源流，又知其利弊。
至于清学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王国维另有专门论述，他写道：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
求之经史，得其本源，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
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嵇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
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
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42]
对清代学术流变的评价可谓公允而恰切。
用一“大”
字概括清初学术、用“精”
字概括乾嘉汉学、用“新”
字概括晚清之学，可谓一字不易。
明末清初之学的开创者，王国维以顾炎武标其首，可谓至当。
乾嘉之学，以戴震、钱大昕两巨擘为开创者，亦为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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