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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死因的第四种说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
。
他是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来的。
原文如下：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
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
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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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是之故，当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其中的一些为“文化所化之人”
，或曰“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一句话，就是“文化所托命之人”
，必因之而感到苦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肯为此种文化而献身之人，又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者。
这样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少到亿万斯人中偶尔一出而已。
很不幸，我们的静安就是这样的身心与具的人。
陈寅恪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信哉，斯言！
我这里想探讨的是，陈寅恪在论述王国维之死时，何以引来《白虎通》的“三纲六纪”
之说，而且特别单提“君”
这一纲和“友”
这一纪。
寅老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我认为此段文字含有弦外之音，实际上说的是溥仪和罗振玉。
对当时的静安而言，“君”
自然是指溥仪。
而“友”
，非罗振玉而何？就是说，陈先生显然认为，王的死并非与溥仪、罗振玉无关，只不过他不想探究这些具体的“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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