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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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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诗文编所收之《论政学疏》，题目作《论政学疏稿》。
盖此稿系王与罗振玉氏的讨论稿，也许有罗的改笔掺杂期间，但此疏的真实性应无可疑。
由于另一侍从陈宝琛认为作为帝师遇事当面陈，不合具折上奏，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呈交给溥仪。
不过疏稿的章法还是颇合于历来具折上奏的法式的，如开头一段：“奏为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
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我皇上陈之。”
[72]由措辞可推见该疏的具草时间应该在1924年初，因“着在紫禁城骑马”
时在1924年1月7日，则此疏固应在获此殊荣之后。
王国维在此疏中主要是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条关乎中西政治与学术渊源的利弊得失，这应该是静安先生最难以为说的部分。
我们知道他一生为学，开始的涉猎、介绍、研究西学，占去他不短的时间，即便后来转变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其于中西学术亦从未持彼此对立之见。
但此疏他就无法不屡陈中国固有政治与学术的好处，而指陈西政与西学的弊端。
一则曰：“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
西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
再则曰：“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
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
三则曰：“西人以权力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
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四则曰：“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
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73]人权、竞争、科学、追求富强，一股脑都成了静安先生的挞伐对象。
但亦不是不留余地，在批判西人之科学方法之前，特加上一句：“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
[74]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革命成功，欧洲社会与政治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欧西衰落，而东方道德文化之复兴恰逢历史契机之想往。
静安《论证学疏稿》中所表达的亦是此一时代思潮的反映。
如《疏》中所谓：“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也。
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
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
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
以及“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
等等，出自大学问家王国维之口，所叙说的也并非毫无依据。
不过显然混淆了思想潮流与学者为学的界限，盖“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
，以及成立关于孔子和老子的学术团体，所昭示的是欧洲东方学的兴起，以此作为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复兴，未免其牵强。
当然这位南斋侍从撰写此疏的目的原不在论学论政，他更为悬心的是另外两件大事，即他的第二、第三条建议所申申言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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