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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依寅恪先生的释史特见，环境、家世与信仰好比佛教唯识家所说的“种子”
，亦即“阿赖耶识”
，其对后世子孙的“熏习”
，无代不存，无时不在。
其他的历史学家当然也重视家世与信仰对历史人物的言动所起的作用，但都没有像寅恪先生这样，强调到如此的程度，而且可以作为他的阐释学理论的“种子因缘”
的求证部分。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这篇文字，写作时间为1933年任教清华时期，最初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三本第四分。
此文之主旨如标题所示，乃在探讨天师道的信仰与滨海地区实际存有的关系。
天师道属于道教的一支，又名正一道，因学道之人须奉献五斗米，后人又称为五斗米教。
文章直接引入的话题固然是以汉末的黄巾起义、西晋赵王伦的废立、东晋的孙恩之乱和南朝的刘劭弑逆，作为历史的案例，来考证此四起变端和天师道之间如何相关联；但学理层面则是为了释证“家世遗传”
和“环境熏习”
两项内容，对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例如赵王伦之乱，谋主为孙秀，大将是张林。
据《晋书》孙恩传记载：“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
世奉五斗米教。”
[70]则孙秀必为天师道的信徒无疑。
而张林其人，据寅恪先生考证，也是“黄巾同类黑山之苗裔，其家世传统信仰当与黄巾相近”
[71]。
甚至赵王伦，由于是汉宣帝的第九子，先封为琅邪郡王（后改封于赵），而琅邪是天师道的发源地，手下又有他所赏识的天师道信徒孙秀，因此他本人也信奉天师道，并没有什么奇怪。
故如寅恪先生所说：“感受环境风习之传染，自不足异。”
[72]
至于东晋的孙恩、卢循，他们的队伍，系以水师为主，事败后孙恩逃走海隅自沉，妓妾婴儿从死者无算，谓之“水仙”
。
寅恪先生认为此种做法，实带有海滨宗教的特征，而且有家世门风的习惯影响。
孙恩是孙秀的族孙，当年孙秀“欲乘船东走入海”
，和“后来其族孙败则入海”
，同为“返其旧巢之惯技”
。
因此寅恪先生得出结论：“若明乎此，则知孙、卢之所以为海屿妖贼者，盖有环境之熏习，家世之遗传，决非一朝一夕偶然遭际所致。”
[73]卢循是孙恩的妹婿，变乱起义他们固然是同道，在信仰方面也互相冥契，都是天师道的信徒。
恩死后循被推为首领，转战数年，终为刘裕所灭。
卢循是卢谌的曾孙，史载“双眸冏彻，瞳子四转”
，佛学大师慧远相之为：“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74]而卢循的中表兄弟崔浩，当其父病笃之时，尝“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
[75]，同时又与道士寇谦之往还频密，其信仰天师道自无问题。
《金明馆丛稿初编》有寅恪先生撰写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析论此义甚详，读者不妨参看。
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
为名者颇多，“之”
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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