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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见，寅恪先生对河东君不和《合欢诗》《催妆词》的当时心理情境所做的分析，虽事过三百年之后，揆情度理，仍堪称的论。
陈寅恪先生对钱柳结缡前后之千般曲折的事实经过，都是通过释证两人有关之诗作一一考论清楚，唯河东君不和《合欢》《催妆》两诗之因由，无诗作可资依凭，幸引来现代心理分析之方法，使得释证钱柳因缘的绝妙好辞，不仅无空白留下[56]，且增添无限现代的意味。
古典、今典双重证发：阐释的学问境界
古典和今典的双重证发，是陈氏阐释学的核心内容。
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所作《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
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
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
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
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
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
，似犹有未能引证者。
[57]
又说：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
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
则难。
盖所谓“今典”
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
[58]
寅恪先生这里把古典、今典的概念界说得非常明确，即古典是词句故实之所从出，今典是作者所经历的当日之事实，两者在文章大家的笔下可以“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
，形成特有的一种艺术境界。
而研究者的能事，则在于通过对作品中古典、今典的双重释证，以达到对作者和作品的世界的通解。
一般地说，释古典较易，解今典更难。
因为古典出自此作品之前的载籍，只要释证者并非腹笥空空，而且毕竟有诸多工具书可依凭，解释起来相对要容易或至少有线索可寻。
但诠释今典，则必须了解作者当时当地的处境和心境。
具体说来，寅恪先生认为“今典”
的诠释宜有“二难”
：一是“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
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
此一难也”
。
二是“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
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
此二难也”
[59]。
比如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四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前两句用汉李广家居时夜猎灞陵的古典，后两句用楚襄王太子完质于秦，遂有“去千乘之家国，作咸阳之布衣”
的慨叹的故实，对长期去国、羁留长安的庾子山来说自是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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