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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
、“不可使权位兼隆”
。
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
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
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
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
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
只有陈宝箴深谙他的“孤忠闳识”
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晚年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别引述乃父《先府君行状》里的话:“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
[21]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郭嵩焘的真正知音。
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以后,每遇到矛盾纠葛,经常说,如果郭公在就好了。
但这时郭公已经弃世四五年。
郭嵩焘对右铭父子的人品才干真正是赏识有加。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奉命离开驻英公使的职务回到故乡湖南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故,前后十二年多的时间,与右铭父子的交往极其频密,少有中断。
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郭嵩焘日记》之中。
笔者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22]。
内容则有的为过谈,有的为书信往还,有的是诗酒之会,有的是记事造名。
直到逝世的前五天,即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八日,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
陈右铭、陈伯严二信,本交易铁桥带鄂,铁桥竟已回家。
自二月铁桥索信赴湖北,吾病不能书,磨受四月之久,彼日口授顺孙书之。
铁桥又恝然归去,诚所谓不遇时者也。
是日凉,吾以病躯,着重棉矣。
[23]
对义宁父子充满了眷念之情,虽只是因为没有及时让右铭与伯严收到自己的信函,但焦急与怅惘流露于笔墨之间。
右铭此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职务,起用不到一年,与郭公分别并不太久。
郭的日记中,凡提到陈氏父子,经常赞誉有加。
如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陈右铭谈近事甚悉,并及往年奉檄办理宁远案,途次拦舆呈具者相环也,因传谕:收呈太多,馀候抵公馆接收。
于是环集大噪,舆后[数?]百人紧追。
停舆谕之,则相顾而笑。
行则追呼。
怒执一人,传令缚杀之,则有父老数十人跪而乞恩。
乃令亲兵十人,各杖之四十。
于是皆股栗而退。
至县城,观者数千人,无敢哗者。
天下之乱,成于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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