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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
学者为学，究竟是否一定要求其有用，也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
其实学术的有用与无用，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王国维看得最辩证，他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
，理由是：“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
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
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
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
[5]如果一定要求学问有今天的用处、直接的用处、现实的用处，不用说人文学科，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满足此项要求。
王国维慨叹道：“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6]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
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
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此言乎以无用为有用也。
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
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
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
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7]
任公先生所论非常明通达辨，与王国维的看法相得益彰，可以说已经把学术的有用无用问题析论得至为透辟。
但理论上获致解决，不等于实践中不发生纷扰。
何况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
思想根深蒂固，早已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面貌。
“经世致用”
之说最早为清初学者顾炎武所力主，在矫正明代读书人空谈心性、以理学为禅学的学风方面，有切实作用。
这本来是学术思想的嬗变之常：一则以虚，一则以实，风气消长，流转园圜。
问题是宋明理学以及心学，未尝不讲究“致用”
，只不过它强调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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