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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
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
，帮助他统治人民。
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
，毁僧寺。
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
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纶，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
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教，未之有也。
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
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
，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
。
南朝统治者中梁武帝是佞佛的典型代表。
《魏书·岛夷萧衍传》说他不仅大建僧寺，还“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
。
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他为“皇帝菩萨”
。
其发昏、出丑皆类此。
在僧寺香烟弥漫着大江南北的迷雾之中，生活在齐、梁之际的伟大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年），勇敢地向佛教经论宣战。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写出了不朽的《神灭论》，对佛教谎言做了无情的批判，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
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邀集朝贵及名僧六十四人，与范缜辩难。
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81]，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
《梁书·范缜传》全文记载了《神灭论》。
《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补充了范缜不愿“卖论取官”
的千古名言，二者相得益彰，显示了这位朴素唯物论者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重门阀，崇佛教，是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腐朽、空虚、没落的表现，反映了一种衰颓的社会风貌。
而广大人民为佛教所欺骗，则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使然。
（六）典章制度
“八书”
之中，《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都有志，虽篇目多寡颇有异同，但若参照阅读，尚可了解这一时期的主要的典章制度。
《魏书·食货志》是很有意义的作品，它证明了鲜卑贵族在征服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又被这一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所征服的这个历史事实。
其中，所记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均田诏书和太和十年（486年）李冲关于实行“三长制”
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者是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隋书·食货志》写出了南朝和北齐、西魏、北周、隋劳动力占有的品、级制度和课役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代的货币制度。
《魏书·官氏志》载明了北魏职官制度因“交好南夏，颇亦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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