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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23]章学诚讲的“文德”
，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
“纪传”
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
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今天我们对待“正史”
“野史”
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最后，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
“批判继承”
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
《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
，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
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
可“酌”
，有“善”
可“择”
，因而受到“通人君子”
、博闻学者们的重视。
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的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野史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
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
条“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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