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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与“野”
是有联系的。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
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7]，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
的范围了。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
元初史家马端临指：“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
[8]这里包含着对“野史”
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
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
的内涵亦愈来愈宽。
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9]，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
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
类。
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
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
类。
可见，宋元以来，“野史”
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
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10]，这是史家对“野史”
内涵第一次做出明确的界定。
今人谢国祯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
[11]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份裁定，均不无道理。
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
首先，“别史”
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
《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
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
，“包罗既广，六体兼存”
，据此笼统地把“别史”
纳入“野史”
范围，似有未妥。
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
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
其次，“野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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