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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具有突破“旧史学”
樊篱的意义，是“新史学”
的宣言书，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是，若做认真分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
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
。
所谓“四蔽”
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
所谓“二病”
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
所谓“三恶果”
是：“难读”
，“难别择”
，“无感触”
。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结论而加以引用。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
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
他在讲了“四蔽”
“二病”
“三恶果”
之后这样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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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以不应对他的过激的言论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我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
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对“新史学”
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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