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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
刘知幾认为，博闻、善择是撰史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如《史通·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
的问题，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
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
，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的弊病。
他告诫撰史之人：“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谜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
《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善于辨别真伪虚实的能力，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
《史通》以精辟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失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表现形式。
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本人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并详尽地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通·叙事》篇较早从史学的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刘知幾写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他认为“简要”
是“美”
与“工”
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
，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
。
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
，“从实而书”
，以不失“天然”
。
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体蒹赋颂，词类俳优”
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
的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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