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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中国史学发展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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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一、历史意识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
在文字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时事的记载和对历史的追述。
《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这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
又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这意谓君臣上下，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
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
[1]《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2]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很强烈的自觉历史意识。
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
卜辞和金文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而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则已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
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
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遗忘的历史意识。
《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
的记载，同上引《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古代史官名称很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
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这表明史官对所记之事在选择上和处理上的不同。
在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代文献之一《尚书》中，讲到了“册”
与“典”
。
如《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金縢》篇称：“史乃册祝。”
《顾命》篇记：“太史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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