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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反映出他为史家立传的新意。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本身的问题，它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
二、政治家和史学批评
政治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比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更直接地反映出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这是因为政治家考虑问题，大多集中在兴亡盛衰、治乱成败之故这些问题上。
《史记·陆贾列传》记：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
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
这是汉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重视对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新语》是政论，也是史论，刘邦对它的评论，反映了政治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这方面，唐太宗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修晋书诏》，概括地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家和史书，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3]他对已有的诸家晋史深致不满，一一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提出重修《晋书》的主张，也是基于这一认识。
唐太宗还曾就一部史书发表过比较具体的评论。
史载，他对凉州都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
的正直之心极为赞赏，除赐物以为纪念外，又赠给荀悦《汉纪》一部，并下书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
公事之闲，宜寻典籍。
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
[4]
所谓“叙致既明”
，是肯定《汉纪》在材料组织和文字表述上的优点；“论议深博”
，是肯定它的历史见识。
至于“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当指其内容及现实意义而言，也是对“论议深博”
的具体说明。
显然，他是从统治方略和君臣关系这两个方面来看待《汉纪》的，而且也希望他的大臣们能在这两个方面身体力行。
荀悦《汉纪》序自谓：“汉四百二十有六载，皇帝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于万嗣。”
又说：“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
[5]联系这些话来看，唐太宗之评论《汉纪》以及把它赐给臣下“寻阅”
的深意，就更加清澈可见了。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也是反映政治家和史学批评之关系的一篇佳作。
它起首就讲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
它称道司马迁“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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