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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这是极而言之。
他说的“世缺知音”
，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
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章学诚的认识似近于符合实际。
他论《知难》说：
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
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
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
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
此知之难也。
[2]
章学诚指出所谓《知难》，不仅在于“读其书，知其言”
，而尤其在于“知其所以为言”
，这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把刘知幾说的“铨核得中”
讲得更具体、更深刻了。
知言之难，故于评论不可不慎。
在这一点上，刘、章主旨是一致的。
至于章学诚所批评的“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
的现象的存在，恰是道出了史学批评之误区的难以避免。
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二、误区种种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3]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
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几种误区。
一是猜度。
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
的说法，认为这是“强奏庸音，持为足曲”
的做法。
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
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同汉代“四海一家”
之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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