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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的末了写道：“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这也是一种在相近的方法论要求指导下，对待种种“杂述”
的态度，人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野史”
。
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
的情况下展开的。
他说：“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
……二曰轻听而多舛。
……三曰好怪而多诞。”
[16]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
他把“挟郄”
“轻听”
“好怪”
概括为一个“臆”
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
。
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
，故“不可废也”
。
明末喻应益为谈迁《国榷》作序，他写道：西汉以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
孙盛以枋头受吓，崔浩以谤国罹祸，则亦秦之余猛矣，又安冀国有信史哉！
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
。
他又认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
[17]。
他的这些话是要说明：西汉以后，国无信史；野史虽有“疏”
“偏”
“略”
的缺憾，但并非根本性的弊端，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国史之上。
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隋书·经籍志》《史通》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批评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野史不可信”
和西汉以后国无信史的说法，都不免失于片面。
四、“人谀”
与“溢真”
所谓“家史人谀而善溢真”
，王世贞是说“家乘铭状”
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
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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