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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游侠》《货殖》等篇的撰述目的，也不免失于肤浅，与章学诚之着重“史意”
颇不相符。
当然，这个问题的焦点，并不完全在于，《史记》究竟是“不背于名教”
还是有悖于名教；而在于章学诚因推重名教，连《史记》中所可能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种批判精神都予以否认。
这跟大讲“名教”
的刘知幾肯定“司马迁之述汉非”
这一事实相比，章学诚的见解反倒显得逊色了。
“名教”
观念对于史学批评家的影响，从这里不是看得更加清楚吗？
三、“名教”
观念和史学发展
“名教”
观念在史学上的反映，由来已久。
东晋的袁宏，较早提出在历史撰述上贯彻“名教”
的原则。
他在《后汉纪·序》中说道：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
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
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
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
[7]
袁宏在对《左传》《史记》《汉书》《汉纪》四书的评论中，着意指出了《汉纪》未叙“名教之本”
。
袁宏对“名教”
有比较完整的见解，这在他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批评思想中都有明显的反应。
他认为，“名教”
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
他解释“名教”
的产生是，“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
。
因为“高下莫尚于天地”
“尊卑莫大于父子”
，天地是“无穷之道”
，父子是“不易之体”
，所以“名教”
是崇高而不变的。
[8]袁宏认为，“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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