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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
[8]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上的要求。
[9]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
“史笔”
的重要问题。
《史通》一书涉及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
他讲的“史例”
“书事”
“史道”
“史笔”
，丰富、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
的思想。
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其实就是说“史法”
。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刘知幾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经学家对《春秋》《左传》“书法”
的解释，也超越了文学评论家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的行为，这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
在他之后，讨论“史法”
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
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
“文”
“义”
中的“义”
。
这个“义”
，按孟子所说，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中所蕴含的褒贬之义，孔子自谓其所修《春秋》就继承了此“义”
[10]。
这也是《左传》评论《春秋》时指出的“惩恶而劝善”
之义。
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义”
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著《史记》而与上大夫壶遂发生论难，乃反复申述孔子《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以道义，其指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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