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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深刻的批判精神。
他甚至批评孔子作《春秋》，也多有“未谕”
和“虚美”
之处：有“为贤者讳”
者，有“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者，有“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者，有“真伪莫辨，是否相乱”
者。
这种敢于批评《春秋》的史家，在古代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但他同时又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
[15]“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16]这就是说，在“直书”
（“正直”
“直道”
）与“名教”
之间，“名教”
是第一位的，故可不惜牺牲“正直”
“直道”
而保存名教。
从刘知幾论“直书”
，到章学诚辨“心术”
，都不曾脱离为君亲隐讳的名教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1]《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3]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4]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6]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8]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9]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5、556页。
[10]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487页。
[1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12]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
[14]以上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15]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16]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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