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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
《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
《史通》因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
《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这指出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
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
《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他认为“简要”
是“美”
与“工”
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
，并指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世口语”
，“从实而书”
，以不失“天然”
。
同时，他也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
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
《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
“曲笔”
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这是“君子之德”
和“小人之道”
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
与“曲笔”
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上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
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
，曲笔导致“诬书”
，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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