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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论史家经世致用思想，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
朱熹论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23]这实际上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准，即以此可以审察历史撰述是否真正把握了有关时代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
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的事僻、人物都可以写入史书。
史家究竟应当着重写什么？朱熹提出的见解是有启发的。
南宋时期，还有不少史家在史学批评上也都有很大建树，不一一列举。
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一些新问题，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这是因为“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
关于典章经制的著作，他称赞杜佑《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
。
马端临同郑樵一样，也是力主“会通”
思想的。
他在郑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24]。
这是说：历代治乱兴衰，在具体史事上不一定相承相因；而历代典章制度，却是相承相因的。
换言之，治乱兴衰有种种景象，不以连续性为其特点；典章制度虽有损益，而发展的连续性则是其特点。
他把对史事的记载同对制度的记载做区别，在理论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理论处于新的发展阶段。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
大致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在后一个特点上表现得更突出一些。
因此，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
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在史学的批判总结方面，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的总体性评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他曾著《史乘考误》一百卷。
在卷首小引中，他指出国史、野史、家乘的种种弊端，然后写道：“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他对国史、野史、家史的这种估价，不同于一些史家所持的片面性看法，而带有辩证的因素。
同时，他的这个见解，是建立在对许多文献、史料辨析的基础上的，故尤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李贽在史学理论上的批判精神，比王世贞要突出得多。
其主要之点，是针对以往的社会历史观提出来的，而核心又在于历史评价的是非标准。
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
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
这肯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是”
与“非”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甚至可以“并育”
以促进认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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