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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雅典,即使一个公民每种职务都担当一次,大概也不会超过10年。
而且这些官职,在一般情况下,第四等级的公民无权充当。
也就是说,恰恰是雅典最贫穷、最需要津贴的公民阶层难以通过出任官职获得津贴。
第四等级公民唯一可以当选的是法庭陪审员。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节假日,陪审法庭都会开庭,然而实际上,雅典法庭真正开庭的时间一年中不过150~200天,而且当天无案可审者还得不到津贴,因此其收入并不固定。
其次,城邦给予公民的津贴并不高。
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每审一案,仅能得到2奥波尔。
而如果他受雇于人,大体可得到1德拉克马的收入;如果他充当重装步兵或在水师中充当桨手,所得收入也远高于当陪审员所得。
雅典其他官职所得津贴,似乎也不比陪审员高。
如果一个公民单纯依靠津贴生活,最多自己可填饱肚子,但他的妻子儿女便不免有冻馁之饥。
基于此,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津贴制对雅典人经济生活及政治活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津贴制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又起过重要作用。
排除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有关个人竞争的夸张,津贴制在进一步削弱雅典贵族对平民的控制中起过一定作用。
虽然奇蒙式的慷慨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是争取政治支持者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慷慨在雅典所发挥的作用很小。
个人财富作用的下降,应与津贴制的引入存在一定联系。
雅典的贫穷公民,固然不可能完全依靠津贴生活,但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使公民在陷入困境时转向国家而不是贵族,在维护贫穷公民的政治独立性中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正因如此,在公元前411年和前404年寡头派的两次政变中,贵族首先做的都是废止津贴制。
与津贴制同时存在的还有公益捐献制。
雅典并无固定税收,每当国家财政紧张时,便征收临时性的战争税。
战争税为不定期征收,在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和伯里克利时代较少,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开始较广泛地被采用,但并不经常,且每次税额并不固定。
对富人来说,战争税固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对富人并无大碍。
相对来说,资助宗教节日和出任战船船长的支出要大得多。
举办一次普通的泛雅典娜节,雅典富有者大约需支出10万德拉克马;如果是4年一度的泛雅典娜大节,支出则达12万德拉克马。
问题是雅典节日众多,几乎每个月都有全国性节日,都需要富人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此外,由于雅典主要是海上强国,维修、保养战船的责任也落在富有者肩上,有时舰长还得招募水手,支出也十分惊人,每艘战船每年约需3000德拉克马。
所有这些支出大多由富人自掏腰包,国家并不给予任何补偿,而其受益者则是雅典全体公民。
因此,公益捐献事实上成了雅典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
通过公益捐献,富人所拥有的一部分财富被转移到贫困公民手里,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财产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
公元前4世纪,当希腊众多城邦阶级矛盾尖锐化,社会斗争激烈之时,雅典仍能大体保持稳定,既无人试图推翻民主政府,也没有人嚷着要重分财产。
[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77页。
译文有改动。
[2]RussellMeiggs,TheAthenianEmpire,Oxford:Press,1992,pp.86-90.
[3][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464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5、245页。
[5]M.I.Fih-turyAthenianEmpire:aBala”
,inP.D.A.Garal.,eds.,ImperialismiWe:CambridgeUyPress,1978,pp.115-116.
[6][英]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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