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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向雅典的陪审法庭提出，一些相对较小的案件或纠纷只能就地解决。
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地方上的贵族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
因此，作为陪审法庭的补充，雅典建立了30个地方法庭。
因30之数正与雅典的30个三一区吻合，因而人们推测可能每个三一区有一个法庭。
执政官向第三等级公民开放。
执政官作为雅典最重要的官员，在公元前6世纪到希波战争前通常都由雅典最显赫的政治家担任，负责雅典的日常事务。
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将军的作用日益突出，执政官的地位与影响已逐渐下降。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由直接选举改为抽签以后，雅典有雄心的政治家们大多转而争夺将军之职。
陪审法庭发展起来后，执政官的司法权力相应被削减，仅限于裁判较细小的案件，其重要性进一步下降。
但执政官与议事会议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需常年执行公务，充任者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产劳动，故非小生产者所能为。
津贴制的引入解决了这个难题，所以到公元前457年，执政官职位最终向第三等级公民开放。
这样，雅典大约半数以上的公民均有资格当选那昔日只有贵族才能问鼎的重要官职，标志着雅典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
公民权法案。
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提出的有关公民权的建议经公民大会批准成为法律。
该法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公民者才有资格成为公民。
在此之前，雅典的公民资格大体放得较宽，只要父亲是雅典公民，且出自合法婚姻，便可被接受为公民。
此时伯里克利提出这样的建议并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很可能是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雅典成为爱琴海世界的经济中心，雅典公民与外邦交往日益频繁，雅典人与外邦人通婚者日益增多，公民人口有无限扩张之势，与城邦实行的直接民主之间显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故伯里克利希望通过严格公民资格来限制公民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同时，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权日益成为一种特权。
雅典作为霸主城邦，又是民主政治最完善的城邦，其公民权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力，还有实际的经济利益，雅典人逐渐意识到公民权的价值，不愿再与更多的人分享，也在情理之中。
两者合一，促成了公民权法案的通过。
五、雅典帝国与雅典民主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民主成为希腊城邦民主的楷模，与雅典当时控制着提洛同盟各邦的贡金，资产雄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贡金。
提洛同盟初建时，各邦有钱出钱，有船出船。
阿利斯提德第一次确定的贡金为460塔兰特。
后来，一些盟邦认为出船太贵，又不愿随军出征，改出船为交纳贡金。
公元前5世纪中，雅典开始摆出霸主的架势，脱盟失败的城邦几乎一律被降为交纳贡金的盟友，使贡金的数字进一步上升。
如果说在提洛同盟早期尚有相当一部分贡金被用于军事行动的话，在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往雅典，尤其是《卡利亚斯和约》签订后，贡金便有了较多结余。
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卫城中仍有6000塔兰特的存款。
它使雅典财库充裕，除应付日常军事活动外，仍有余力从事修建卫城、城墙等规模巨大的工程，支付雅典各级官员的津贴，维持全希腊最强大的水师，使雅典以希腊最强大国家的面貌出现。
正因为有了充裕的财政收入，雅典十分广泛的津贴制才成为可能。
确实，雅典帝国崩溃后，雅典民主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十分稳定，意味着雅典民主并不依赖于盟邦的贡金而存在。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水师远不及其在公元前5世纪强大，国家对富人征收的财产税也更加频繁，富有公民与贫穷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及伯里克利时和谐。
雅典财政还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表明盟邦的贡金对雅典民主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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