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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国王也有过多次被审判、放逐的经历。
在有些城邦，对于那些影响特别大的政治人物，还施行陶片放逐法，将其短期放逐到国外，以保证政治的稳定和制度的正常运转。
三、公民和公民兵制度
既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享有许多重要权利。
从经济上看，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不对公民征收直接税。
国家的收入，或者来自公共矿山与财产，或者来自对过境商品征收的关税。
这些收入，有些直接被分发给公民，有些则通过举办公共工程返还给公民。
在城邦的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富人承担着所谓公益捐献的义务。
而享受这些捐献的，往往是全体公民。
它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政治手段，调节公民之间财富的分布。
与此相适应，只有公民能够占有土地和不动产，外侨则被剥夺这项权利，而且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税收。
从政治上看，公民享有担任公职、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国家政策制定、执行司法等权利。
城邦公民性质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公民兵制度。
军队的主力是由公民充任的重装兵。
平时他们都是生产者，一旦战争发生，则自备武装和给养，在将军的指挥下参加战斗。
一旦战争结束，军队立刻解散，士兵复归为农民。
所以，希腊军队都属业余性质，负责指挥的将军，同样也是业余的。
所得的战利品，除奉献给神灵的份额外，或者由参战士兵分配，或者归于城邦，城邦再以各种形式返还公民。
这样的军队，其对内镇压的职能相对次要，主要的任务，乃是对外扩张，或者防范其他城邦的扩张。
不过，城邦的居民并不仅仅是公民。
拥有公民权者，一般是出身于本邦公民家庭的成年男性。
妇女和儿童没有公民权。
定居本邦的外侨很难取得公民权。
到希罗多德时代，斯巴达仅让两个外国人取得了公民权。
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一度对公民权比较宽松，但公元前451年通过公民权法案后，对公民资格的限制日益严格。
甚至公元前403年帮助雅典恢复民主政治的外邦人，最终也未能取得公民权。
除非公民自由人外，在许多城邦还存在所谓的依附者阶层。
在斯巴达，有所谓的边民、黑劳士以及少量的奴隶；在雅典，则是大量的奴隶。
他们的存在，既是城邦经济的要求，也彰显了公民权的重要性。
公民的特权地位与外侨、依附者的无权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强化了城邦作为公民团体的性质。
四、法治的城邦
在希腊城邦中，既无常备军，也没有维持秩序的治安力量，无论是谁，如果希望他的建议得到尊重或者变成可以执行的法律，只有通过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将自己的建议详细阐述，并说服全体公民接受。
在变成法律之后，可能还要由建议者具体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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