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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吴子牛的作品《晚钟》作为中国首部“探索片”
，以反战为主题，将中日士兵的死亡并置，打破单一视角，摧毁了中国战争题材影片的叙述策略和影像常识。
“第五代”
作品，大多体现为一种自觉的实验，标志着中国电影发展到了意象美学的层次。
“第五代”
导演也是计划经济电影体制的受益者。
有人曾指出，他们当时的作品均出自国有电影制片厂，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制片厂没有销售权，自然也不会去关注影片拷贝数和放映情况，这恰好无形中为导演们的“纯艺术”
追求和创作提供了无市场压力的生存和成长土壤。
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家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也几乎可以不考虑经济回报，所以取得了空前的创作自由”
[5]。
在世界电影节，特别是欧洲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中国“第五代”
电影，在中国曾一度受到刻意迎合西方电影界口味、伪造民俗、贩卖中国文化幻象等指责和批判。
与此同时，让“第五代”
导演感到意外的是，普通大众娱乐化的观影追求，使这些艺术性强的影片在电影票房上遭遇彻底失败。
娱乐片兴起，“第五代”
受到重创，艺术片的创作陷入艰难。
惨不忍睹的市场回报，让人们的思考回到艺术电影创作本身，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艺术形式，观众的观影心理和欣赏需求应该被充分考虑。
“第五代”
作品在文化反思与艺术追求上值得肯定，他们对电影语言进行超常规探索，以增强作品所谓的“电影感”
，破坏平衡性构图、定格镜头、主观色彩、画面变形等艺术手段的使用，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但是，使影片不自觉地带上抽象的象征意义，精心营造电影中的每一个影像，迫使观众逐一进行“解读”
，不仅容易产生观影疲劳，也会造成理解障碍，消解观众的欣赏乐趣。
艺术电影沉重的文化负荷和超常规的电影语言让观众望而却步。
到了20世纪90年代，艺术电影的实践者开始思考叙事与影像的有机统一。
从反叙事到叙事，具有质朴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活着》，标志着张艺谋对传统电影的回归。
黄建新等被称为“后五代”
的电影导演的作品，不再迷恋奇风异俗、进行虚脱年代的历史批判，而是尝试对当下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做平实的人性化关怀。
《求求你，表扬我》等片独具观赏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的叛逆被削弱了，象征性消退了，镜头语言更为平实流畅，叙事更加成熟。
这样的回归与改变是为了适应大众和市场，但却不是对大众审美的简单妥协，也不是完全颠覆艺术电影一直以来的探索努力。
艺术自觉与观影需求，是对绝对化的艺术理念的一种修正。
艺术电影的艰难回归与变革，一直持续到21世纪市场化的电影语境中。
一部分艺术电影成功转型为商业大片，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梅兰芳》等。
影片借高科技打造画面效果，以全明星保证电影票房，努力让人物、叙事在商业元素的包装下大放异彩，尽管其创作背后依旧流露出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等影片中似曾相识的精英意识，意味着艺术电影需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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