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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
时代的开始。
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
帝国做“天下共主”
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戛尔尼是以“单腿下跪”
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
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天下共主”
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
时代的开始。
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
继翰林院编修吴大澂上奏反对外国公使不跪而觐后不久，江南道御史王昕、浙江道御史边宝泉也纷纷上书同治帝，坚持在礼仪问题上不能动摇。
边宝泉甚至设身处地为同治提出解决方案，称外国使臣约等同于中国臣子。
以中国臣子礼见皇上，怎么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
一个事实很明显，英、法等国不是中国的属国，外国使臣怎么甘心做中国臣子呢？其实，更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外国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后，以后的帝国人心怎么收拾——外国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国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参照执行？所以“礼崩乐坏”
的背后是人心的土崩瓦解。
这是最致命的。
关键时刻，李鸿章介入了进来。
在李鸿章看来，帝国正处于“数千年一大变局”
当中。
帝国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10多个国家的使节，礼仪制度要是不与时俱进，只能自取其祸。
事实上祸亦不远——咸丰末年圆明园被烧后的遗迹还触目惊心呢。
这个时代，实力说话，而礼仪只是依附在实力身上的一张皮而已。
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让帝国趋福避祸。
李鸿章还认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
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
这是礼仪的内外有别，这样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对于帝国人心涣散的担忧。
另外李鸿章古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
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
这两句名言为同治帝壮胆打气——的确，这样的时代，如果别人不安慰自己，那么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选择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一天，紫光阁。
同治帝终于心情复杂地接见了各国公使。
虽然紫光阁是大清皇帝以前经常接见藩属国代表的地方，把觐见地安排在这里，同治心里颇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国的江河日下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各国使节们站着向中国皇帝行鞠躬礼，同治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没有穿龙袍，只穿了一件黑色长袍，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稀奇古怪也说一口稀奇古怪语言的各国使节，真真无话可说了。
还不到15分钟，各国使节等待了12年的觐见活动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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