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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人称中国和东亚是“远东”
，中国人则称欧洲是“泰西”
。
在先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人称印度为“西天”
，对印度以西便笼统称为“泰西”
。
这个名词现在已经弃置不用，但直到上世纪末，“泰西”
这个词还是十分流行的。
在第十六章里曾经说到，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化外”
、“夷狄”
）。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
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
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第十八章里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这是一种以中国本民族宗教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努力。
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而基督教传教士在这种文化传播中起了主导作用，它所引起的反应也十分相似。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学者给中国人深刻印象的，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而是他们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但是后来，特别是十九世纪，欧洲大国在军事、工业、商业上居于优势地位，向外扩张；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力量在满族统治下正趋于衰落。
这时，中国人感到基督教对于文化的推动力量。
十九世纪下半叶，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爆发了几次大规模冲突，十九世纪末，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康有为（公元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发起孔教运动，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西方影响。
这一事件并非偶然的——甚至从中国思想发展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汉学家们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
在第十七、十八章里我们看到，汉代经学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
汉学在清朝的再起，使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争论也再次抬头了。
汉代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家深信孔子创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这一派后来甚至把孔子奉为超人，认为他降世是为了完成在人间的使命。
康有为是清代今文学派的领袖，他从古代文献里找出许多材料，力图把儒家建立为一种宗教，并且建立起相应的孔教组织。
在介绍董仲舒时我们已经读到董仲舒关于孔子的怪诞理论，康有为比董仲舒有过之无不及。
汉代的注疏家们从《春秋》和《礼记》中引申出社会进化有三个世代（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康有为把这个理论加以发展，他在一九〇二年著《论语注》时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
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
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
孔子已预知之。”
（《论语注》卷二）
康有为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
这场改革只进行了几个月，便遭到镇压，康有为的一些追随者被杀，康有为自己逃亡日本，清朝当局重又加强镇压。
其实，康有为认为自己并不是鼓吹西方文化，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古代孔子的理想。
他为儒家经书撰写了不少注疏，把他的思想写入这些注疏之中。
除这些书之外，一八八四年，他还写了一本《大同书》，其中描绘孔子学说预见到的人类进化第三阶段“太平世”
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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