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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者考证,今本《列子》(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是公元三世纪的一部著述,因此,其中的《杨朱》篇也应是公元三世纪间的著作。
它与三世纪的思潮十分吻合,实际上反映了“风流”
的一个方面。
在《杨朱》篇里,把“外”
和“内”
加以区别。
这位假托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
此之谓遁人也。
可杀可活,制命在外。
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里有一段虚构了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和他的哥哥、弟弟的谈话。
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
但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一个酗酒,一个好色,子产也莫能奈何他们。
一天,子产和他的哥哥、弟弟谈话,对他们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
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
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他的哥哥、弟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逸。
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
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
而活,所说的“治外”
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
而活。
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
也就是说,人活着,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
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
,而不是循“名教”
。
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这是下面所要讲的。
《杨朱》篇所代表的就是率性任情一派思想的极端形式。
其中有一段是晏平仲(晏婴)问养生于管夷吾(管仲)的故事。
(晏婴和管仲都是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但并不同时。
)管仲回答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
晏婴问:“其目奈何?”
(“具体内容是什么?”
)
管仲回答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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