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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
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
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
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不一，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也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所述可以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内容不相连贯，但还没有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十分简短。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
但是，如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它们仍然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
《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
即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多。
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
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
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
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
因此，一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
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中国艺术的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
《庄子》第二十六章《外物》篇最后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这时两人不是用语言来交谈，《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
（《庄子·田子方》）。
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
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
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应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并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绘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在公元三四世纪期间，玄学（在西方称之为“新道家”
）是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
当时有一部书，名为《世说新语》，其中记载当时名士们的隽语韵事，所记载的名士言论，往往十分简短，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
这部书的《文学》篇里记载，一位高官（本人也是一个哲学家）问一位哲学家，老、庄和孔子思想上的异同何在。
哲学家回答道：“将无同？”
这位高官对哲学家的回答很满意，立即委派他做自己的秘书。
这位哲学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因此他被称为“三字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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