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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他因地制宜，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烦琐的礼仪搬到齐国，而是“引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
，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
如此这般的君王，如此这般的传统，如此这般的氛围，不难理解何以孔子向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时，遭到相国晏婴的强烈反对：“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史记·孔子世家》）
思想的活跃，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
在这里，没有违心之说，没有一言之堂，没有文字狱，没有学术不端，不为权威者所垄断，不为善辩者所左右，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畅所欲言；学术自由，著书立说。
稷下学宫，一个东方的文化王国，一片东方的文化净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
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
我们不难想象，在时间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点燃了**岁月的想象和期盼。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的典型。
当彼之时，他们的心中，有着伟大的信念：家国！
社稷！
天下！
稷下学宫荟萃了天下名流。
稷下先生并非走马兰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鸣一番，批评一通，绝大多数先生学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凄凉，静心整理各家的言论。
他们在稷山之侧，合力书写这本叫作“社稷”
的大书。
蔚为壮观的稷下学宫，既有别于后世的各大书院为避都市纷扰而退居江湖之远；也不同于国子监为王子公孙独辟而跻身皇城之内。
稷下学宫建在了齐都临淄的稷门之外、城隍脚下，仰可接天命，俯可接地气，既方便了稷下先生披星戴月地出入学宫，也避免了皇城守卫的诸多限制；稷下学宫临街而建，学宫外通达顺畅，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学宫内却是另一番情景，真的有处喧见寂之趣；巍峨的牌楼，阔达的堂舍，果真是“大庇天下智士俱欢颜”
。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稷下之学缘何得以最终在齐国昌盛？历史的答案是：天时，地利，人和。
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机制迂腐，假如没有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绝无成为大国之可能，更无力成为文化的中心。
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然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却使得巫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尽管一度出现屈原、宋玉等文学翘楚，但是秦楚接壤，战争频仍，又缺乏相应的机构平台，学者难以云集。
燕国更为弱小，又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了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国力才逐渐强大，然而，贤良者寡，国家终无所依傍。
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落后，发展乏力。
赵国濒临齐国，且与匈奴为界，战乱频繁，局势动**。
魏国一度强盛，尽管有魏文侯短暂的中兴，但是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国力衰颓，一蹶不振。
从兴办到终结，稷下学宫约历一百五十年，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稷下学宫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标准，即根据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
“上大夫”
“列大夫”
，以及“稷下先生”
“稷下学士”
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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